坂口孝文



我和茅森良子互送生日礼物的习惯是从初三的夏天开始，到高二的夏天结束。我的生日在五月，从她那里收到的礼物共有两份。



其中一份是制作精美的皮革制书套，另一份是一副对讲机。那副对讲机由我和茅森各拿一只，后来两人反复使用。那时候，我们通过对讲机的电波交换过许多个人的想法。



我很喜欢那只对讲机。红色的对讲机外形与邮筒相似，稍稍给人怀旧的印象，颜色也令人喜爱。无论打开开关时的手感，还是调整频率时的噪音，都给人触手可及的愉快心情，这是手机做不到的。而且最令人喜欢的，是上面小小地印着制造商标志，低调却又显得自豪。我知道那家制造商，是绵贯条吾的父亲经营的公司，而且他自己也在大学毕业后直接到那里就职。



那家公司大概四十年前在京都成立，听说原本的主打产品是晶体管。我们就读制道院时，那家公司的强项是集成电路，但在和海外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失利，现在主要发展LED产品。他们基本上是制作零部件销售给大型家电厂商，而部件上不会印公司名，所以和销售额相比，公众的知名度很低。不过偶尔——按绵贯的话来说，就是忽然一时兴起——会由自家公司推出产品上市出售。茅森送给我的对讲机也是他们一时兴起的产物之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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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二十四岁这年的十一月，我久违地和绵贯见了次面。在离他老家不远的平价意大利餐厅，我们点了简单的前菜还有意大利面共进晚餐。见面的名目是我拿到了某项资格证，但这件事也就是干杯时提了几句，之后我们聊到对讲机。



“我还挺喜欢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呢。”他说着笑了。“如今到处都有手机基站，对讲机给人感觉陈旧对吧？不过这种陈旧我喜欢，感觉很真切。”



我也喜欢对讲机。



和手机相比，它块头大很多，功能又少，而且通话质量不算高。但只要双方走得够近，再共享相同的频率，那么无论在这颗星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相连。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。



然后我们一起夸起对讲机来。



“换句话说，这就像是手牵着手呀。”绵贯说道。“必须两人都伸出手才行，我喜欢这种麻烦的地方。”



我听了点头。



“嗯。因为花了些劳力，所以也有好处。就像小学时去玩具店时一样，在路上也很开心。如果一切都过于注重效率，类似仪式感的心情就会消失。”



“没错。令人愉快地花费劳力，可以让劳作变成仪式。”



后来我们聊起制道院。



绵贯似乎也对制道院停办感到意外。



至少在公开声明停止招生前，制道院实质上的入学竞争率都维持在三倍左右，从没有出现过报考人数不够的情况。要说当地的私立升学学校，首先被提到的总会有制道院的名字。



“从根本上就不太对啊。按那所学校的性质，只靠入学金和学费根本没法维持运营。”



绵贯说道。



制道院似乎有三成收入要靠捐款，可以说是校友会支撑着制道院。所以在校方和校友会意见无法统一后，最终选择了停办这条路。



准确说，名叫制道院的学校并不是完全消失。听说它被东京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出钱买下，以那所大学的附属高中这一形式转移到其他位置。制道院的名字前头加上“附属”一类称呼，对校友会来说是种屈辱吧。



我们还就读制道院时，校友会的力量就有明显的衰弱。在长期萧条下，能随心所欲地给母校捐款的毕业生少了很多，这便是最主要的理由吧。但还有其他原因。



我们高三时发生过大地震，受此影响，各种教育机构的建筑物都需要重新评估抗震结构。如果不重建，制道院很难在现有状态下满足安全标准。



但据绵贯所说，校友会根本就不同意重建校舍。在他们看来，很多校舍的建筑都有历史价值，想在现存基础上修补后继续使用。校方改变不了校友会的消极态度，只好四处筹款，但最后筹不到足够的钱，只好将学校出让给一所大学。



喝了红酒的绵贯脸颊发红，他寂寞地嘟囔说：



“这都像是对讲机一样啊，如果频率对不上，就连不到任何地方。”



听到这话，我想到了《海豚之歌》。在清寺时生那部不为人知的剧本中，有一段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

＊



当然，我不知道清寺时生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写下《海豚之歌》。但总觉得那部剧本与我和绵贯聊起的对讲机奇妙地联系在一起。



与群体失散的海豚为了寻找同伴而拼命大声鸣叫，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歌声。



那是悲伤的歌，但其中不只是悲伤，同时也是拼命想要与谁产生联系。



那时——还在制道院时的我很幸福。



因为茅森良子和我的距离可以通过电波相连；因为她手里有可以与我相连的另一只对讲机。她送给我的对讲机上每一处都令人喜爱，但最重要的不是对讲机本身，而是茅森在另一头。这件事简直无比美妙，就像梦一样。



就算现在，我每天晚上仍会攥紧那只对讲机。多数时候是在想象之中，但偶尔也会真的拿在手上。